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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才女的才情与见解
—读刘志琴教授随笔集《悠悠古今》

董昌



    如何把学术界一些较为前沿的想法以明白晓畅而有富有情趣的笔法表述出来,让更多的人喜欢读历史书而且能从中得到智慧的启迪,是我们一班学了多年历史的人颇感兴趣的问题。我个人希望随笔能承担这个宏伟任务的一部分责任。九十年代随笔骤兴,史学界也赶上了这次浪潮,出了几位文史兼长的随笔作家。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
    成功的史学随笔对作者才、学、识都会有很高的要求,缺一不可。如果说一般人对史家的印象是木讷刻板尚非向壁虚造的话,我们似乎对这一“新生事物”不应该太挑剔。目前史学随笔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中也显露出一些不大好的倾向,比如说把长篇的学术论文硬生生的拆解成“学术短论”以充篇幅,长此以往,必然会败坏读者的胃口,也会对严肃的史学随笔创作蒙上一层阴影。正因为如此,我们有责任先悬一个较高的标准,“取法乎上,仅得其中”。
    刘志琴教授最近把她自80年代以来写的一部分随笔结集成《悠悠古今》一书在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乃历史学家随笔丛书的一种。翻开此书,我们发现,此书大致分抒情散文、文化批评、史学随笔、史学短论四项内容(也可将史学短论归入广义的史学随笔中),比较纯正意义上的史学随笔分量并不大。如果在此抠一下字眼的话,“历史学家随笔”不等同于“历史学随笔”,名实还是颇为相符的。以我个人的阅读趣味而言,本书中的一部分史学短论既多空泛陈调又缺乏理论的透射力,是我不大能欣赏得来的。也有几篇史学随笔和短论是比较成功的,如《重新认识末世衰变》、《东林悲歌  千古绝唱》针对一个具体问题深入剖析、一咏三叹,就远比有些篇厚实。作者的有几篇短论直接取之于学术论文,说明她在史学随笔方面的写作量还不大。就此而言,我认为,作者在史学随笔创作方面做的工作还不够多,成绩还不够大。
然而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的才情,在当今史学界,能够写得出她那一手文采飞扬、洒脱飘逸文章的人的确少之又少。本书第一部分“有情人生”收录的纯属抒情散文,相信包括我个人在内的不少史学界同行会视之为畏途的。
    如果往更深的一层看,作者所记叙、所抒发、所议论的种种,连同她的文风无不打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在《天国桃李亦芬芳》一文,作者叙述到中学时代自己家境困难,有失学之虞,吴校长给了她最高的助学金,介绍她母亲就业,尽一切办法帮助她复学,而她“对于向个人道谢,我又不太放在心上,那时候的思想方法就这样,把一切关心和爱护都归之于党的恩惠,用这最高的抽象,涵盖个人所做的一切努力,那就自然容易把个人淡忘了”。《难忘少年师》、《生命如歌》等篇都是直接叙述五、六十年代的人和事,也让我们比较真切的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气氛和人们的思维方式。那个时代是作者的青年时期,形成影响毕生思想方式的时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个人情感偏好的淡忘这一特征,或隐或显的还存在于本书的各篇之中。要了解作者文风的由来,《难忘少年师》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散文,作者写到自己小时候写了一篇“哀怨而又无奈的伤感文”,被语文老师“伏妈妈”狠狠的批评了一顿,说是有小资产阶级情调。四十五年后的今天,作者回忆此事,虽然也说这种批评有些简单化,但其重心是感激之情,“但这次批评却成为我写作的转折点,直到步入老年,朋友们说我为人为文积极开朗,富有激情,如果这不是过誉而确有这一特点的话,那就可以追溯到伏妈妈对我的这次批评”。我在此关心的主要不是人事得失,而是以此例说明早年的环境对一个人终生的影响确是至深且巨,甚至可以使人失去反省的兴趣。认识并超越时代加在个人身上的局限是很难的,但这一点自觉也许是进一步前进的必不可少的动力。
    作者中年时期才进入史学研究,学术积累不够深厚,这是限制她史学随笔成就的主要原因。与别的学者相比,作者的所长似乎在她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广泛关注和敏锐观察,在同代学者里,她是思想很开放、很宽容的一位。我个人认为本书中的若干文化时评,以及对学术圈内的一些问题的批评是比较精彩的;作者对社会文化史领域的开拓性努力也是她现实关怀的一种表现。
    如果把作者文风中的社会烙印搁在一边,单就其艺术特征来“挑剔”一番,我认为作者的文章节奏过于明快紧凑,缺乏含蓄蕴籍、舒缓迂回之致;宛若波浪滔天,一泻千里,而缺乏一波三折,起伏变化。若要更上一层楼,浓淡相宜也许应该是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