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J转自《中华读书报》1998年4月21日
当代中国史学如何规范?如何发展?
《中华读书报》评论员 侯旭东

  在学术发展愈加全球化,同时人文社会科学本土化追求日益高涨 的背景下,针对中国学界的现状,围绕学术规范与学术对话这一议题, 进一步思考中国学术的发展是十分必要且迫切的。笔者此处主要立足 于历史学,特别是中国史领域的状况谈谈个人的看法。
  依通常的学科分类,历史学属人文学科。它虽声称寻求通则,实 际关注的多是具体问题,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在研 究方法、旨趣及对象上存有差异。近几十年来,历史学应用社会科学 理论、方法的趋势日益明显,不过,这也使得史学“必须依赖其他学 科提供理论或结构”(辛西亚·海伊说,见《解释过去了解现在—— 历史社会学》)的状况表现得更为充分。史家“不是普遍法则的生产 者,而是这些法则的消费者”(海伊引乔因特与雷切尔语,同上书) 的境况目前虽稍有改观(如年鉴学派、沃勒斯坦、黄宗智等的理论贡 献),但仍难以取得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史领域也不例外。
  这种摆脱不了的“消费主义”处境表明史学发展所面临的困难; 同时,剽窃抄袭、问题重复讨论而学术水准不见提高、不经证明就轻 易或随意下结论等问题也时时困挠着中国史学研究。后一类问题亦普 遍存在于社会科学中,当论者针对社会科学中存在的上述问题,提出 “规范化”的要求时,是确当的,把讨论引入史学界亦是确当的。这 里先讨论规范问题。
  “失范”现象对史学的危害越来越多的学者有深切体会,强调学 术规范是当务之急。问题是何为规范,如何规范?
  在我看来,规范是指历史研究者所共同遵守的基本原则。历史研 究指历史知识的生产与积累,不包括消费目的的“改装”。这些原则 乃是维系学术活动的必要条件。与余英时所说的“基本纪律”含义相 近。规范的目的乃是约束学者如何去做,并因此设定了学术活动的界 限。在实践层面,规范既内化为学者对自身学术活动的约束(自律), 也通过对学术产品的确认机制,如出版、刊发的审定、评价等体现出 来(他律)。
  规范的具体内容可形式化为若干规则。《中国史研究》编辑部曾 提出过“论文稿学术质量审编标准”共四条:价值性,指成果的学术 贡献(创新性);科学性,指理论前提的可靠性、观念的明确性等、 论据的可靠充分、逻辑严密完备、方法的可靠有效等;学术规范性, 指尊重前人成果,理清自己研究的地位与贡献并体现在引证、行文格 式中;及技术规范性。这四条标准实际与论者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形式 规范化区别不大。从形式的角度观察,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规范有通约性。
  从操作角度来看,形式化的标准脱离具体的领域、具体的学术脉 络是无从把握的。不同领域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方法不同,对 “创新性”的界定不同。社会科学以建构理论,寻求通则为宗旨,只 有理论的创见才会得到承认;而史学主要处理个别现象,其“创新性” 更多表现为针对个别问题的新结论,包括新考证、新事实等。交叉、 移植也会带来“创新”,社会、人类学中老生常谈的理论,引入史学 可能就是“新”东西。同一学科内,不同理论背景对科学性标准的认 定也不相同。恰如许多论者所云,学术规范一定意义上与学术范式相 连。在这个意义上,很难说存在“普适的”实质性规范。
  学术规范无法脱离具体的学术背景去把握,加之学术处于进展中, 规范的实质内容亦不断变化,衡量学术产品的质量也必须依靠对产生 具体产品所依据的学术领域有深切把握的人来完成;而且随着学术的 不断分化,学者的知识有限性也日趋明显。这一切都表明通行的编辑 审稿制的不适应性,需要建立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制。这一制度是保证 学术规范得到落实的一个根本途径,缺乏这一实质性措施,规范很可 能会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至于此制具体运作,我想强调的是遴选专家应视具体学术产品而定,不能局限于预定的少数学者,否则,也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涉 及跨学科的成果则应做跨学科的评审。
  实施规范的另一重要途径是学术评论,即对研究成果的再研究, 包括书评、综述、评论等。其作用在于审视得失、理清思路,辨明方 向。这方面工作很薄弱,亟需加强。
  建立同行专家匿名审稿制是必要的,但对它所能产生的效果也能过份乐观。此制用于学术产品完成之后,决定它能否进入“流通”, 其作用充其量只是减少,乃至消灭“不合格”的产品,但却不能也无 法保证产生“优秀”产品。另外,考虑到主流刊物的生存环境与史学 的特点,还存在两种危险。首先由于主流刊物均由各种非民间的研究 机构或学校创办,管理,它们生来嵌入权力网络与意识形态的控制之 中,“自主”的学术空间狭小,该制度的运作难免会遇到权力、经济 等种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学术能不自主发展?对史学来说,这种可 能性更大。其次,中国史学自身学术传统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小视。近 代以前长期形成的“经学家”的门户之见与党同伐异之习,与数十年 来史学界缺乏社会科学那种多元理论交错、并存的局面,生活其中的 学者对多元理论能否适应是有疑问的。因此,这一制度或许会成为复 制既有理论,扼杀有理论分歧的成果,形成学术霸权的工具。
  规范化是学术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仅靠此是无法实现提升学术水准的目标的。在学术制度的建构之外,学者个人还需加强理论的学习、 反思与创造,构造基于本土经验的史学理论,即实现理论的本土化。 这一点,其他领域的学者有过不少讨论,史学界却关注者不多。
  如梁治平所论,中国目前通行的社会科学理论、学说、概念、范 畴、方法、分类乃至术语都是来自西方(或经由西方转口入境),实际上这些舶来的社会科学是基于西方的历史经验构建而成,中西经验 存在多方差异,对此习而不察,率尔应用,则导致严重的错误,其结 果是把中国历史变成某一种或某几种西方社会和历史理论的注脚。在史学界,由于史学理论“消费”性质,问题可能更为严重。
  走出目前的困境,实现理论“本土化”是一重要途径。“本土化” 并非是要造就一种与现有社会科学截然不同的知识体系,而是要通过 对其“普遍性真理”的质疑,对其“地方性”特征的辨识以及对其隐 含前提的暴露和批判性省思,使其融汇于“本己经验”。并“关注己身经验,把一套关于社会的知识牢牢建立在此一经验的基础”(梁治 平语)。这一过程并非排斥西方理论,而表现为一种态度的“转向”, 即由依据西方理论切割本土资料,转为依据本土资料,参照、省思西 方理论,建构本土理论。此外,学者了解自己的社会定位亦十分重要, 因为本土理论解释体系“可能带有来自国家和社会内部的偏见,因而 使解释本身成为复制社会身分和意识形态的工具。”具体到史学,需 要在深入了解本土历史文化经验的基础上,学习已有西方理论并反思 其得失,同时,反思自身现有理论前提的得失,诸如:进化论、历时 性框架、起源嗜好;目的论、决定论、整体论、化约分析;精英取向 经世治用等,这一点尤需强调;还要省思自身的处境。通过这几方面 的互动,逐步形成多种形式的本土历史理论。这个过程也许很漫长, 充满艰辛,但只有这样中国史学才会取得实质性的发展,在国际上也才会赢得应有的地位。